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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寒風的盡頭,紳士的想法是什么?

千喜新聞網 2018-06-04 08:22:51 科技 271 ℃ 0 評論

作者:趙玉敏(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)
編者按
中國文學本質上是一種君子文學,君子是中國文學的創作主體,君子與小人的人格沖突是中國文學矛盾沖突的主要形式。最早的君子是居住于城邦的貴族,而西周以來這一語詞的道德化傾向愈來越重,漸漸擺脫了階級意義而成為人格的象征。侯敏教授分析《周易》經傳中 君子 一詞的意義演化,古經中的君子具有貴族和智慧的意味,而《易傳》中的君子則更多指向道德和人格的意義。楊雋教授則從風雅歌詩的角度分析君子人格中的藝術意蘊,歌詩言志體現了君子卓然不群的知識和藝術修養,而弦歌不絕則是君子堅守理想與追求的象征。趙玉敏副教授認為杜甫一生追求君子人格理想,其詩的愛國主義情懷和審美理想都是君子人格精神的延展。(傅道彬)
唐肅宗乾元二年(759)的一個秋日,棄官遠游、客居秦州的杜甫,在洪波蕭瑟、涼風乍起之時向湖南方向眺望,心中牽掛著遭貶遇赦的好友李白。秋風過面,雁影飄搖,萬千感慨憑空而起,一句 君子意如何 (《天末懷李白》),語淺情深,意蘊豐富,既包含了對友人關切的詢問,也隱含著對好友人格的稱許--君子。相信讀到此詩的李白是能夠領會并認可杜甫的這種肯定的,甚至還會露出 君子惜君子,文才敬文才 的會心微笑。 君子 這個詞,在他們所生活的大唐甚至整個古代中國,都是對文化人格最高的稱許。
杜甫的人生理想自幼年起就是深植事功的: 七齡思即壯,開口吟鳳皇。 (《壯游》)杜詩不同凡響,自有圣人境界。鳳凰是中國文學中的高尚意象,雄鳳雌凰 非梧桐不止,非練實不食,非醴泉不飲 (《莊子·秋水》), 自歌自舞,見則天下安寧 (《山海經·南山經》)。鳳凰是預示國泰民安、幸福美好的祥瑞,也是仁民愛物的君子所喜愛歌詠運用的文學意象。相傳文王時鳳鳴岐山,乃有周室八百年興昌之兆,鳳凰也因此成為圣君、明君的象征,鳳凰的出現,也意味著君臣和合、百姓安樂。 開口吟鳳皇 時的杜甫,彼時也許還沒有高遠的 致君堯舜上,再使風俗淳 (《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》)的稷契理想,但終其一生,造次必于是,顛沛必于是,得意時言 官忝趨棲鳳,朝回嘆聚螢 (《秦州見敕目,薛三璩授司議郎,畢四曜除監察,與二子有故,遠喜遷官,兼述索居,凡三十韻》);失意時嘆 北風破南極,朱鳳日威垂 (《北風》);老病交加時感 下流匪珠玉,擇木羞鸞皇 (《入衡州》),無論人生處于何種境況,鳳凰都是杜甫想致君堯舜、有所事功的君子理想的寄托。
令人遺憾的是,這位至死不忘憂黎民的詩人,終其一生都只能以 野老 自居,真正踏上政治舞臺的日子屈指可數。但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,杜甫都始終保持著渴望君臣遇合的君子理想。在杜詩中出現最多的古人形象是諸葛亮,在《蜀相》《詠懷古跡五首》《武侯廟》《八陣圖》《古柏行》等詩作中出現了30多次,并且很多詩都是單獨為他寫的。諸葛亮以智慧著稱于世,但杜甫所稱許的卻不是他的巧算和機謀,而是其與劉備君臣遇合的幸運機遇和鞠躬盡瘁、死而后已的守臣德行,對他的反復吟詠諸寄托了杜甫致君堯舜、竊比稷契的君子理想,既是托古抒懷,也是自我激勵。
如同李白以大鵬意象代表了謫仙人一飛沖天、無所羈絆的自由情懷,杜甫喜用鳳凰意象也是其仁民愛物的君子思想的象征,其本質是以人為本的君子情懷。以人為本,是儒家思想的邏輯起點和理論支點,孔子曰 仁者人也 (《中庸》),孟子曰 仁者愛人 (《孟子·離婁下》),正是這種仁者情懷,使杜甫對人民的遭遇感同身受,體察入微。杜甫客居夔州時,有位老婦常在他門前打棗,后來草堂被一個吳姓晚輩親戚借用,這位新房主就在庭院中筑起了籬笆。看到這圈嚴整而又隔絕的籬笆,杜甫殷殷切切地寫下了《又呈吳郎》: 堂前撲棗任西鄰,無食無兒一婦人。不為困窮寧有此,只緣恐懼轉須親。 詩人甚至注意到,那無助的老婦人來打棗時,其實是充滿無奈、慚愧和恐懼的。正是這種君子 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 (《論語·顏淵》)、將心比心的細膩與體貼,使杜甫的詩歌總是與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。新婚即別的夫婦,老無所依的征夫,顛沛流離的百姓,音信杳無的親人,面對普通人的命運,杜甫的君子之心是那么柔軟;而對長安水邊的麗人,對那些泡著溫泉品著駝羹的權貴,杜甫的君子之心則是無比的激憤: 邊亭流血成海水,武皇開邊意未已 (《兵車行》)、 朱門酒肉臭,路有凍死骨 (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》)。杜甫的君子之心不是小人儒的為己,不是鄉愿儒的附勢,而是君子儒的大庇天下蒼生。
杜甫的詩作中總是流淌著讓人敬佩和感動的君子情懷:在雨腳如麻、屋漏難眠的夜里,他盼望的是 安得廣廈千萬間,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(《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》);在 入門聞號啕,幼子饑已卒 (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》)的巨大哀痛中,他想到是 撫跡猶酸辛,平人固騷屑 (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》)。自己受祖父的蔭護,無須繳租稅無須服兵役尚且如此困苦,那些普通平民百姓的生活該是如何凄涼呢?明清易代之際的詩人盧世曰: 《赴奉先》及《北征》肝腸如火,涕淚橫流,讀此而不感動者,其人必不忠。 (《杜詩鏡銓·卷四》)倘使不糾結于 忠 這個概念,是否可以說讀杜詩如果不能夠被其中的 窮年憂黎元,嘆息腸內熱 (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》)的君子情懷所感動,其人必不是君子呢?
儒家的君子形象最令人動容的,還是其自強不息、厚德載物的道德操守。孔子周游列國,累累若喪家之犬,卻自信天生德于予,知其不可為而為之,從未放棄自己的政治理想。杜甫的人生更是 到處潛悲辛 (《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》),雖然預知 紈绔不餓死,儒冠多誤身 (《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》)的人生結局,也從未放棄對君子人格的堅守。 曾子曰:吾日三省吾身 ,自省意識是君子人格的重要表現。杜甫的自省精神甚至是求全責備的,面對自己身上所負的任何一個社會角色,他都會陷入沉痛的自責:幼子餓死,他說 所愧為人父,無食致夭折 (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》);家徒四壁,他說 何日干戈盡,飄飄愧老妻 (《自閬州領妻子卻赴蜀山行三首》);自己身陷囹圄無法搭救落難的朋友,他說 相看受狼狽,至死難塞責 (《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》);戰亂頻仍,國事衰蔽,他說 袞職曾無一字補,許身愧比雙南金 (《題省中院壁》)。真誠的自我批評既需要正視自我的勇氣,也需要見賢思齊的情懷,杜甫的這種自省意識,是儒家君子不憂不懼的立身之本,也是君子人格的美德之一。
在杜甫的詩歌中,這種待人以忠,待事以敬的精神集中體現在忠君愛國的情感和現實的選擇。公元756年6月,安祿山的叛軍攻破潼關,同年8月,剛任微末官職的杜甫只身投奔唐肅宗的行在靈武,不幸被叛軍捉拿帶往長安。叛軍在長安建立了偽政府,很多唐朝的高官如宰相、駙馬等被迫于此任職,這份名單里也有一些熟悉的名字,比如王維。
此時此刻的杜甫卻做了完全不同的選擇,也許是因為兵右衛率府兵曹參軍的官職太小沒有引起偽政府的注意,8個月后,杜甫成功逃出長安,九死一生地來到了肅宗的行在鳳翔。他在詩中記下了君臣相逢的情景: 麻鞋見天子,衣袖露兩肘。朝廷愍生還,親故傷老丑。 (《述懷一首》)只要對中國古代生活、古代人物、古代文化能夠具有歷史的眼光、時代的意識和同情的心態,那么,無論什么時候,讀到這樣的詩句,都會對眼前這幅山河飄零、國運頹敗中的君臣重逢畫面而感慨萬千,心存敬意的,這敬意不僅來自杜詩圓融的藝術手法,更是來自作為中華民族精神標識和價值準則的君子人格。
《光明日報》( 2018年06月04日 13版)
作者:2018年06月04日 13版返回,查看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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